沙陀骑士兄弟会的兴衰

　　抛开所谓的游牧民吃苦耐劳，骁勇善战的传统(因为边塞汉人中也不乏善战之士)，如何证明这些印欧和突厥的混血人群有来自内亚的根源呢?

　　首先，沙陀人保持较强战斗力的原因，和他们的部族军传统和结义习惯大有关系：

　　(后)唐自号沙陀，起代北，其所与俱皆一时雄杰虣武之士，往往养以为儿，号“义儿军”，至其有天下，多用以成功业，及其亡也亦由焉。

说到结拜兄弟，现代人最熟悉的可能要属铁木真和扎木合了，当然铁木真也曾经将克烈部的王汗奉为义父。

这种风俗，来源于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传统，由于草原上的自然灾害和战争频繁，牧民的亲属和家人经常在战争中失踪或者去世，不稳定的环境不容易形成稳定的家庭结构，这种环境导致了结拜兄弟-父子和收继婚姻的传统，前者是男性成员之间互相结盟，或者依托强者生存的方式，后者是保证男性战死后，女性亲属有人保护，不至于成为孤儿寡母。随便将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认为义父或者兄弟，而且像五代十国这样大量组织上百人规模的精锐部队义子军，在汉族宗法传统中是难以想象的。 而在胡汉交往和胡化较深的时代，结义的传统也会被汉人采纳，比如幽州刺史鲜卑段匹磾为拉拢汉中山靖王之后刘琨，“与琨结婚，约为兄弟”。唐代索元礼为胡人，“薛怀义始贵，而元礼养为假子”。鲜卑人尚可孤，“鱼朝恩之统禁军，爱其勇，甚委遇之，俾为养子，奏姓鱼氏，名智德，以禁兵三千镇于扶风县，后移武功。”

　　到了五代时期，这样的养父子互认的情况更多了，各种大佬的帐下都有一大帮出身胡族或者汉族的勇士作为养子：从后唐的“藩汉马步都校，藩汉总管等头衔看，就说明当时军阀的直属部队是胡汉混杂的。这些胡汉养子能获得极好的待遇，五代的沙陀系君主们，就是以这些人作为班底，组建了“从马直”，“义儿军”等精兵，这些人构成了日后五代诸王朝的军事基础乃至政权班底。

　　这一点最好的注解，就是“一军之中出五帝”，在梁晋争霸的战斗中，晋军禁军中的5个亲兵和将领，在日后都成为了皇帝：

　　唐庄宗为晋王时，与梁军距于河上，垂十年。时李嗣源为大将，庄宗与之谋取郓州，嗣源请独当之，乃以骑五千袭取郓。梁军破德胜南栅，庄宗悉军救之，嗣源为先锋，击破梁军。是明宗在军中也。嗣源子从珂，尝从战于河上，屡立战功，庄宗呼其小字曰：“阿三不独与我同年，其敢战亦类我......胡柳之战，又从庄宗夺土山，军势复振。是废帝亦在军中也。是时，嗣源婿石敬瑭，常在嗣源帐下，号左射军。梁将刘鄩急攻清平，庄宗驰救，为鄩所围，敬瑭以十数骑横槊驰取之，庄宗拊其背而壮之。又从庄宗击败梁将戴思远于德胜渡......时汉祖亦在军中也。计是时唐庄宗、明宗、废帝、晋高祖、汉高祖皆在行间，一军中共有五帝，此古来未有之奇也。

　　对于武士君王并不多出的古代中国，这堪称奇观，但这也证明了在五代乱世中，沙陀人的出色素质。这种义兄弟的结构虽然能够在战阵中，让沙陀人互相照应，杀敌时没有后顾之忧，但是这样的纽带很容易让一群人处于平辈状态，一旦有人称帝，剩下的人基于同辈的心理，容易滋生出不臣之心。

　　2.折箭为誓

其实用箭表示仇敌，或者先辈的遗训，是亚欧大陆草原民族常见的习俗：

中学课本中曾经有过《伶官传序》的课文，其中提到晋王李克用在临死之前，将三支箭(象征契丹，后燕，后梁三大仇敌)交给后唐庄宗李存勖，让他记住父亲的仇人。 类似的故事有更早的吐谷浑王国的《阿豺折箭》，教育子孙团结，这也是一篇中学语文课文;14世纪波斯人的作品中，也传说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病危之际，用折箭的典故教育子孙团结;至于更古老的斯基泰人，则用4支箭和鱼，兔，鼠等物品构成的书信威胁波斯王大流士，暗示如果波斯人不能上天入地，那就等着被斯基泰人用利箭射死吧。

　　具体到沙陀人所属的突厥系民族中，神话中的乌古斯可汗就是用箭表示权力的分配;西突厥分其国为十部，每部赐箭一支，号称十箭。所以在古代亚欧大陆的草原文化中，箭象征着权威，权力和团结，之后李存勖每次出征都要请出三支箭，将三个仇敌殴打之后还要将箭还于太庙，报告战功，单纯的看汉文史料会觉得这没有什么，但是如果把沙陀人放到内亚背景中，就能发现这一风俗深远的文化意义。

　　在文化面貌上，这些人处于胡汉混合的状态，大部分初代和第二代沙陀将领对于儒家典籍的了解不深，比如李存勖就是粗知春秋大义，更多的人甚至目不识丁，仅仅以骑马作战为最大乐趣;但是他们也在慢慢接受汉文化环境的影响。